星期六早晨,温热的阳光透过茶色玻璃均匀的洒在张朝胜办公桌前破旧的地板上,空气里每一丝细小的灰尘在阳光里都无所遁形,赤裸裸的翻腾着。张朝胜正疲倦的缩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那天早上公交车上人特别多,张朝胜在人群中挤出一身汗,直到办公室头还是晕晕的,他手上除了这起杀人案外,还有四起盗窃案件在瓜分他的睡眠时间——这一个礼拜来,他只睡过十来个小时。
张朝胜抚摸着自己肿大的眼袋,心想:一定黑得很可怕吧。
手机响了,提醒他今天应该能够拿到对袁青调查的结果,这件事是尹建设和杜晓月去办的。张朝胜看看墙上的钟已经指向9点,估计尹建设他们应该快过来了,于是疲倦的闭上眼睛,想赶在开会之前偷闲睡上一会。可是刚闭上眼就听见有人在敲她的窗户,杜晓月在窗外向他轻轻挥着手。张朝胜无奈的笑了笑,摆摆手示意:进来吧。
年轻的尹建设常年的打扮是深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不系领带,但领口的纽扣永远扣着,拘谨得好像农村的高中生。事实上,他确实来自农村,几年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警官学院,毕业以后就到了分局实习。实习期间,他跟着张朝胜破了几个大案,口碑很不错。
张朝胜对他尤为满意,这里面有个比较私人的原因。张朝胜毕业于一所名校的中文系,毕业后奉父母之命考了警察。实际上他对这份职业并不满意,因为和他自己想象的完全是两码事,特别是对于官场上的那一套,他尤为反感,因此从不刻意奉迎他人,所以和他一起考取警察的钱东已经当上了局长,而他仍然是个分局刑警中队中队长。张朝胜在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学校里养成的清高,对于侦查破案,他永远是兢兢业业,而遇上需要溜须拍马的场合,他就会很快的缩到一边。尹建设则和张朝胜不同,工作中,尹建设虽然认认真真,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不过对于官场上的那一套,他倒适应得很快,于是张朝胜正好利用他这一点,和自己形成互补。
尹建设握着一个布满茶垢的玻璃杯,撇开腿坐在张朝胜对面的沙发上:“袁青今年27岁,未婚,启州人。据市级机关车队介绍:高中毕业以后袁青在启州印染厂的车队开卡车,后来被他那个是行政局的亲戚弄进了车队,4年前开始给荣天均开车,因为之前荣天均的驾驶员得了肝炎。”
“袁青到现在还是临时工的身份,据说他那个亲戚努力几次想把他转成行政职工都没成功,主要是因为学历太低,高中文凭都没有。”
“你不是说他高中毕业了吗?”
“据说他是高三时候辍学的,所以没有文凭。”
“哪个学校毕业的?”
“启州中学。”
“和莫欣是一个学校?”张朝胜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和晓月你也是同学喽?至少是同校。”
“嗯,不过倒是没见过这个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哎呀,辍学的人上学的时候也不会待在学校里的。”尹建设插了一句,“袁青的主要情况就是这些,没什么特别的。”
杜晓月接过话来说:“那么张队长你上次说的‘袁青看到莫欣的时候惊诧万分’就可以解释了,他上学的时候肯定见过莫欣。”
张朝胜沉默不语,一会,淡淡的说:“我也希望是这样。”
杜晓月问:“那我要不要再和同学聊聊袁青的情况?”
没等张朝胜开口,尹建设抢着说:“当然要问啦!”
杜晓月朝尹建设翻翻眼睛:“你昨天怎么不提醒我?”
张朝胜笑笑看看他们俩,想说:“我总是觉得袁青有问题。”可是话到嘴边,始终没有说出来。张朝胜喝了一口水,够着胳膊将茶杯撂在了桌子上,然后漠然的望向远方。通过布满烟渍和灰尘的玻璃窗,可以看见远处民宅的楼顶上轻轻飘展的内衣裤。张朝胜一下子感到很落寞,仿佛自己掉入了一个很陌生的环境,是凶是吉,一切都无定数,一股寒意从脚到头,脖子里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两个下属走了以后,张朝胜的办公室一下子又冷清起来,时代久远的地板被踩出的“吱吱”声特别刺耳。张朝胜脱去外套,时而在屋子里踱起方步,时而斜靠在办公桌上若有所思。他在努力回忆袁青的样子,上次见面的印象已经很淡了,怎么想都觉得那张脸十分模糊。于是他打开电脑,想连上“人口信息系统”看看袁青身份证上登记的内容。半天连不上去,这时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六,治安支队的人口信息服务器正常是关闭的。他无奈的放开鼠标,觉得脑子里袁青那张本来模糊的脸更加看不清了,仿佛正要离他而去,然后在远处的某个盲点上消失。张朝胜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努力使精神集中,想保留住那张脸,可是没有用,那张脸“马赛克化”的程度反而越来越高,最后几乎变成一块有着人脸轮廓的色斑。突然,张朝胜觉得这块“色斑”在哪见过,他使劲地想,使劲地回忆,脑海里闪过千千万万纷乱复杂的东西,这些东西刺激着他的大脑,使他感到头晕目眩,甚至恶心、反胃,终于,他想到了,这块“色斑”正和恒发超市监控摄像头拍到的那辆未知车辆司机的照片差不多吻合。张朝胜立即掏出电话,调出那种照片确认,没错,是一样的。
张朝胜舒了一口气,摊在那张前任副局长淘汰的转椅上,沉沉睡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办公楼静悄悄的。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但是张朝胜依然觉得精神抖擞。打开窗户,热腾腾的空气窜进来,夹杂着春天的味道。他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外套穿起来,对着门后的镜子理了理头发,然后走出办公室。他打算去门口的小店吃一碗面,顺便可以把这起案件中正在渐渐明晰的思路清理一下。走到传达室附近,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中午这个时候小店是否供应面条呢?很快他又对着自己莞尔一笑,管他呢,没有面条就吃别的吧——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出奇得好。
张朝胜坐的那辆出租车,一直开到新桥酒店的门厅里。一个门童过来开门。由于两起案件都发生在新桥酒店,这段时间,张朝胜来来回回跑了酒店不下十几趟,所以门童一下子认出了他:“张队长你好,找温总啊?”
张朝胜摆摆手:“不是,我来订个房间,有个亲戚要来。”
门童把他迎进大厅:“噢,要不要给您通知一下温总?”
“不用了,不要了。”
张朝胜的话音没落,门童肩上挂着的对讲机响了:“上楼,上楼,温总在3楼会议室被人打了!快,快!”大厅里的两个保安听见了,立刻向楼梯奔去。门童急匆匆地撂下张朝胜,说了声“不好意思张队长”,也急忙向楼梯跑去。
张朝胜愣了一下,跟了上去。
3楼的小会议室里,一个旅客模样的青年男子正把拳头向雨点一样砸向温仲仁,保安跑上去抱住他的腰,很快就被甩开。陆续从别处赶来的五六个保安,一哄而上,费了不少力气才将那个青年男子拉到墙角。一个保安腾出手来对准那人肚子一拳,那人往下一沉,几个保安脱了手,那人乘机挣脱,又向着正在一边喘气的温仲仁冲去。保安立即上去拖他,那人却已经咬住了温仲仁的耳朵,温仲仁一声惨叫,把几个保安都吓呆了,手足无措。张朝胜拉开正好挡在他身前的一个保安,上前对着那男子的膝盖内侧踹了一脚,那男子一下子松开了嘴,此时张朝胜已经掏出枪指着他的头!
“警察!”张朝胜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抖出夹在里面的警官证,“靠后,靠墙站。”
那男子无奈的外后退,嘴里开始用闽南语骂起来,情绪逐渐又激动起来,最后竟夹杂着哭腔。
张朝胜看了看温仲仁,这里应该只有他一个人懂闽南语。温仲仁却避开他的眼神,掏出一块手帕,捂住开始流血的耳朵。
这时酒店的副总——一个叫张国忠的台湾人赶来了,也许是在走廊上就听见了叫骂声,张国忠一进门就和那人用闽南语交谈起来,唧唧刮刮的说了一阵以后,张国忠对张朝胜说:“张队长,你看这是我们能不能自己解决?他是我们以前钱总的儿子。”
“钱雨林?”张朝胜问。他知道钱雨林,是温仲仁之前一任的酒店经理,据说已经回台湾了。
“嗯。”张国忠把张朝胜拉到一旁,“以前就听说他在台湾是小混混,伤人被判了五年,,上个月提前获释,出狱以后一直联络不到钱总,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谗言,所以到这来要人。”
“谗言,什么谗言?”
“我也不大清楚,我再问一下再跟您说。这事就先不要再闹大了,你看怎么样?”
张朝胜用询问的眼光看看温仲仁,温仲仁丧气的点点头。
在总台登记订房后,张朝胜立刻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市局出入境管理处的姚军,此人和张朝胜初任培训时住同一间宿舍,娶了个台湾老婆。张朝胜问现在方不方便去拜访他,姚军说:“行啊,我还在家里,休假最后一天。”
张朝胜说:“我就是知道你休假,关键是你老婆在不在?”
“你找她还是找我?”
“当然是找她,我跟你又没什么好谈的。”张朝胜开着玩笑说。
“在,你来吧,要不要我回避一下?”
另一个电话是打给正在分局值班的孙治国,张朝胜让他好好查一下温仲仁。
“新桥酒店的温仲仁?”
“就是他,之前查过他,不过现在要更详细的资料,还有查查新桥酒店的前任经理钱雨林的情况。”
公交车上,张朝胜调出手机里的那张写满案件相关人员名单的便笺。他一直有个习惯,每起案件发生后,都会把所有相关人员名单列在一张便笺上,然后在调查中,每发现一条线索,或加深一丝怀疑,就在对应的人名下画上一条横线,一般最后横线最多的人,往往是凶手。如今这起案件的便笺上,划线最多的自然是荣天均,而温仲仁的名字开始是被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今天张朝胜倒开始重新考量温仲仁在案件中的位置。不过说实话,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能说明温仲仁和这起案件多大的关系,张朝胜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直觉。这种直觉到底有没有用呢?
客观的说,这无异于封建迷信,但谁也不能把直觉和迷信画上等号。因为有时候,直觉可以给人一种力量,尤其对于一个陷入案件谜团的刑警来说,很大程度上,所谓直觉,实际上是一种指引。跟着直觉走,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除了直觉,就没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