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110吗？我买了个很贵的插线板，现在想退货老板不干还很凶，你们管不管？”

　　这不是段子。C市J区派出所的金警官，为了这通警情搭进去了一个晚上加半个上午。也不是什么惊天大案——但一个插线板，退货退出了110、12345、消协“三线联动”。

　　有人说，“群众中的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话难听，但真实。

　　01 插线板、土豆和110

　　7月底的晚上，接到插线板警情的金警官到了现场，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顾客情绪激动，并且还在持续拨打12345和消协电话投诉店铺，五金店女老板在一旁不停抹眼泪。看到妻子被气哭的男老板，双手叉腰在店铺外来回踱步，明显烦躁又生气。

　　起因是顾客在这家夫妻五金店买了一套双排公牛插座，回家用了几个小时，转头就来退货，理由是“卖得比拼多多上贵”。老板指着被拆开的包装说“拆了包装又使用了没法退”，顾客反手就拨通了110。民警耐着性子，又是安抚又是普法，两头劝解，但双方僵持不下，因此，第二天早上又出警。“最后以老板收回商品，顾客补偿老板10元钱的包装费解决了此事。”

　　聊到这个插线板警情，另一座城市的派出所民警感慨：“尽力了，至少努力让顾客掏钱补偿了老板，没让顾客‘零成本’。”但他话锋一转，无奈地提到另一种结局：“有时僵持不下，有些警察会自掏腰包买下商品。”

　　事情按下了，但金警官心底的火没消——尤其看到近期“大盘鸡里有土豆”的相关报道后。

一名顾客因“大盘鸡里有土豆”而报警

　　无独有偶。今早有个热搜是“#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某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还有家长因孩子高考失利，要求政府重新组织考试的；有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眠的……

　　“我觉得关键问题不是民警怎么处理的，而是110到底该不该出现在这种场景里。”L市民警阿南说得直白：“110是生命线，不是客服热线。消费纠纷有消协，有12345，有市场监管局。报警有门槛，110只用于违法犯罪、治安案件、人身危险和紧急求助。”阿南语气凝重，“一有不满就报警，不仅模糊了边界，更可能堵住别人的活路。这种无效警情我处理得太多了，但现在都没空给你吐槽。”他说，手上还有一堆案件在移诉。“几个晚上都在熬夜，硕果仅存的头发都快保不住了。”

　　“群众中的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这话虽然刻薄，但真实。海南一男子因不满亲戚此前被交警处罚，夜间三小时内各种理由报警56次，成都一女子一年报假火警3000余次。2025年西宁公安110共接报警80.9万起，其中有效警情仅29.5万起，无效及重复警情占比超过63%——也就是说，每10通报警电话里，有6通本不该打给110。而这只是全国无效警情的冰山一角。

　　有人把110当“万能客服”，也有人把12345当“许愿池”。山东陈某在27天内连续拨打12345热线44次恶意骚扰。包头有市民称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高考。克拉玛依市2025年前9个月，热线共受理无效诉求22923件，占比23.83%。

　　或许，真正需要厘清的，从来不是插线板、大盘鸡或土豆，而是一个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边界，以及“谁闹谁有理”这一逻辑对法治根基的侵蚀。

　　02 比无效警情更值得警惕的，是信号的跑偏

　　“我现在担心大盘鸡那个舆情影响那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民警。他的耐心和负责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认真对待每一起警情、每一件小事。因为有时报警人可能身处险境，没法说明现场状况，就会用一些不寻常的描述来暗示我们。”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我。这话透着职业的无奈：新警的耐心和热忱值得肯定，但若把“巨婴式维权”当作正面案例来渲染，传递的信号就彻底跑偏了。

　　而这次舆论场上最主流的声音恰恰是：比起称赞民警耐心调解，更多网友直指此类纠纷不该动用警力，不该“和稀泥”。

　　N区派出所长期调解纠纷的综合岗民警小杨，对此一肚子委屈：“此类报道被作为正面案例宣传，一些不接地气的领导看到了也会这样要求基层派出所，反正领导又不出警。”而C市自基层起步的公安领导荣哥，则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愤慨：“不仅不该正面宣传，反而应该严肃曝光那些吃了用了耍赖皮的人，以正风气。”更有基层民警直言不讳：“这种报道纯属给基层招黑增负。”

　　诚然，报道一旦模糊了“合理维权”与“无理取闹”的边界，就会让更多人产生“闹一闹没坏处”的错觉。当“误机大闹机场”被一些媒体描述为“维权难缩影”，当“大盘鸡里有土豆报警”被塑造成“暖心执法故事”——巨婴只会更加有恃无恐。这不是在帮基层，是在给基层“埋雷”。

误机大闹机场 视频截图

　　“就连真正做到枫桥精神，调解做得好的人，也被这种‘和稀泥’报道给牵连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话，戳中了这些年的一个痛点。

　　“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请注意，是“解决”，不是“摆平”；是“化解”，不是“糊弄”。那什么叫“和稀泥”？“不管对错，谁闹得凶、影响大，一些单位便习惯性妥协迁就，通过让讲理一方更受委屈的方式快速息事宁人”。

　　如今，一说到“基层调解”，不少网友会联想到“和稀泥”，谴责“泥瓦匠”们背离法治精神。平心而论，无原则的“和稀泥”、不作为理应被批判和纠正，但把“枫桥经验”等同于“和稀泥”，绝对是一笔冤枉账。

　　对很多基层民辅警来说，谈及众生百态的基层调解，刚性执法的负面影响有时远比调解大。

　　“说实话，真照本宣科是最轻松的。遇到无效警情，表态‘公安不接，去找XXX’，群众会不会更反感？夏季因口角引起的打架斗殴高发，都抓去拘留留个案底，对很多家庭影响是不是更大？（补充：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等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公安机关调解优先）”基层调解绝不意味着玩忽职守，而是解决群众细微矛盾最普遍、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手段。“在双方当事人仅为了争口气互不相让时，调解工作能让双方先冷静下来，考虑之后所消耗的成本是否值得。”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12345、信访和各部门舆情管控等方面，若说调解是为了省事，很多基层干部定会大呼冤枉，这并非全是主观意愿使然，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有一套基层直呼“难评”的考核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