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强调，我国经略海洋、开发海洋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序开发利用海洋。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洋经济进入加快发展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自然资源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理事长张占海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我国海洋经济具有国家投入高、产业体系“大而全”的比较优势，但也直面资源环境约束、关键技术受制与产业链短板，以及国际规则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多重挑战。

张占海。图/受访者供图

　　投入大、风险高、收益慢

　　《中国新闻周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海洋经济政策越来越强调“高质量发展”和“向海图强”。从全球视角来看，目前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张占海：人类对陆地的开发程度已经很深，未来，人类新的发展空间就在海洋。所以说，向海图强、发展海洋经济是必然。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近8％。去年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5.1万亿元，同比增长5.8％。海洋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扩内需、促民生的重要着力点。

　　与此同时，海洋经济有投入大、风险高、收益较慢的特点。国家对海洋经济的投入较多，我们的产业规模大而全，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一个优势。近年来，“国家规划+地方行动”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发展海洋经济创造了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发展海洋经济的主要挑战又有哪些？

　　张占海：其一，资源环境压力与高质量发展这对矛盾如何平衡，是中国发展海洋经济面临的一个难题。现在用海需求越来越多，海洋空间越来越紧张，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之间缺乏协调，导致用海矛盾一直存在。

　　其二，我们开发海洋的方式比较粗放，导致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生物资源减少，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和效益都需要提升。海洋产业布局也比较趋同，岸线、港口这些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比较低，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其三，核心技术瓶颈与产业链短板怎么补上，也是个大挑战。

　　目前我国科研成果及市场需求匹配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基础性科研成果与应用型成果比例失调，现在是4:1，应用型科研成果推动产业发展的能力严重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给民营企业主导技术创新的机会少。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一点不差，但创新链跟产业链怎么对接，没有很好地解决。国外很多创新是以企业为主，是市场需求导向的，而我们大部分都以科研院所为主，是科研计划导向的，追求世界第一，研发到样机通过验收就结束了，缺乏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变成市场产品的动力，难以与产业链形成有效对接。

　　其四，我们还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挑战。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海洋科技、高端装备领域占据优势，对中国进行封锁打压；另一方面，它们垄断海洋治理国际规则话语权以及相关标准，例如深海采矿规则制定等，也对我们造成制约。此外，南海、东海等海域争端，也可能影响资源开发与国际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卡脖子”问题，怎么去突破？

　　张占海：解决“卡脖子”问题，技术创新一定要让企业挺在最前面，而且要向民企倾斜。实际上无论国外国内，真正有价值的技术创新一定是立足于基层的，但基层创新如何跟国家的产业链去对接，目前我们做得不够，尤其是在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创新主力军上做得很不够。这就涉及国企和民企如何协同创新的问题。国企应该以“国之重器”创新为主，其中有很多关键部件、重要软件、新材料、新技术需要攻关解决，就是我们常说的“卡脖子”问题。这些场景应该向民营企业开放，既能节省创新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有效打造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

图/图虫创意

　　突围“管理孤岛”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一直强调“陆海统筹”理念。“陆海统筹”最难打通的障碍有哪些？

　　张占海：陆海统筹最核心的障碍，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自然资源（海洋）、交通、环保、渔业、能源等多个部门，职能都有交叉，有点像“多龙治海”。现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顶层协调机构，结果就是各种规划“打架”、审批流程特别冗长、数据标准不一，最后就形成一个个“管理孤岛”。

　　再说经济与融资这块，市场失灵，投资也不敢进来。海洋经济前期“烧钱”的特性，与金融机构追求稳健回报的天性存在矛盾。很多海洋科技项目风险高，又拿不出什么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特别突出。具体来说，除了海上风电这些少数领域，像深海科技、深海资源开发这些新兴产业，专项风险投资基金和长期信贷支持严重不足，社会资本也不太愿意参与进来。 

　　第三个障碍，在于数据的开放共享，相对于陆地来说，海洋数据开放度很低。一方面，海洋数据，比如水文、地质、生物、化学等数据采集成本高、难度大、范围广，而且各部门数据都是碎片化的、孤岛化的。另一方面，数据安全问题又导致大部分海洋数据不能公开共享。所以现状就是，科研机构研究受阻，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缺乏数据来源，政府治理的效能也打了折扣。当前，数据经济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底座、关键引擎和主攻方向，而海洋数据开放度低对发展数据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屏障，亟须建立一个权威、统一、开放、共享的国家海洋大数据中心和配套的管理、使用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从地理层面来看，海洋的四周就是全球。相对于陆地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先天具有开放属性。推动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

　　张占海：首先，要扩大数据开放。国家安全观与海洋经济本身的开放性，不应该互斥。而且我们正在步入人工智能时代，而人工智能的一个最大的依托就是数据，数据共享方面的瓶颈日益凸显。

　　其次，无论是我们走出去，还是把人家引进来，都存在怎么让国内、国际规则衔接的问题，目前这方面还不是很接轨。

　　最后，要支持民间力量在海洋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国际上很多合作，是民间机构走在前头。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鼓励民间机构到国际上发声、推动合作，允许它们灵活、充分发挥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进入第六个年头。我们对“海洋十年”的参与和持续投入，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能起到什么帮助？

　　张占海：传统上海洋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以认识海洋为主要任务。而“海洋十年”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定义海洋科学，重新认识海洋的价值，重新审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海洋十年”将海洋科学从传统的自然科学范畴拓展到包括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范畴，要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这是世界海洋科学发展方向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一场大规模、跨领域、持久性、真正的海洋科学革命。

　　这一变革的必要性在于全球治理的需求。过去，海洋科学研究的重点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但现在它必须进一步扩展到引领和支撑全球治理和政策层面。海洋治理如果仅停留在科学层面，而不涉及法律、政策和社会参与，就难以真正实现可持续目标。因此，“海洋十年”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并推动形成可行的解决方案。

　　国际顶尖科学家早就不满足于停留在认识海洋这一步，已经上升到更高层次，在海洋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但我们还是更熟悉“科考—拿数据—发文章—评奖—拿世界第一”这一套，对“海洋十年”科学变革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中国新时代的海洋科学，应该在引领国际海洋治理上下功夫。这要求我们的“指挥棒”要提出相适应的目标要求和政策保障，应该按海洋科学革命的要求去制定培养目标和考核标准，把引导和培育具有国际战略视野和影响力的顶尖科学家放在重要位置。例如，考核我们的科学家是否在《全球海洋评估》这样最具权威性的全球海洋治理公共产品的编制中发挥核心作用，有没有为“海洋十年”提出的十大挑战提供具有国际权威机构认可的解决方案，是否在BBNJ协定这类国际规则细则制定的磋商和谈判中发挥引领性作用。这些都是比发论文、评奖更重要的事。

　　发于2026.4.6总第123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张占海：如何“向海图强”？

　　记者：陈佳琳